（一）        多彩的云南戏剧文化

1979年秋天动议，1980年启动，由文化部艺术局牵头、约请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文化厅局的戏剧研究者开展了一个梳理中国戏剧文化种类和分布情况的浩大工程。其原则是对仍然活跃在中国人民的文化生活中的中国传统戏剧、地方民族民间戏剧的剧种情况作一次简明的盘点。1984年这项工作收尾，1987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戏曲剧种手册》（以下简称《手册》）（2），选择介绍了275种传统戏曲和地方剧种。但是实际上，按各省市自治区整理上报的剧种简况表计算，当时全国仍然活动演出的剧种是360种。也许还多，因为人力物力的限制和时间的仓促，无法再作深入细致的考察研究，就匆忙定稿了。一些戏曲文化传统悠久的省份，介绍的剧种多达17~22种之间；而许多边疆省份，像黑龙江，新疆，西藏、青海和台湾，只分别介绍了一种、两种。一般情况可能是符合实际的。但从一些戏剧文化大省剧种介绍看，可能对戏剧剧种的认定认可，还是有匆忙犹豫间的粗放之嫌的。

云南省当时向文化部上报的地方戏曲剧种是9种：滇剧、云南花灯、昆明曲剧、彝剧、大慈戏、关索戏、傣剧、白剧和云南壮剧；外来戏曲剧种4种：京剧、评剧、川剧和藏戏。但《手册》出版发行时罗列介绍的只是8种。估计是因为大慈戏（也作“大词戏”）形成年代、形成基础、主要唱腔都还模糊待考，就没有列入剧种介绍。事实上，假以时日，工作开展得再细致深入些，也并非不可能有新的发现和新的材料以及伴随产生的新看法新视界。另外，例如藏戏，归为外来剧种似乎也还可以斟酌。云南藏戏的流行地区，主要是迪庆藏族自治州，首府今称香格里拉。140万人口，有包括汉族、怒族、傈僳族、纳西族、回族在内的13个民族世代杂居该地，其中藏族人口占三分之一以上。该地地处滇、藏、川交界接壤处，是历史上“茶马古道”、“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要道和物流枢纽。加上多民族杂居，云南藏族的生活习俗与西藏、青海、甘肃的藏族习俗是有所不同的。因此，藏文化的基础与地域习俗的不同，就会造就不同的文化面貌。所以，云南藏戏，作为地域文化的戏剧品种而不是简单地归为“外来文化”，也是可以成立的。还有，按《手册》对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份的地方戏曲的剧种介绍认定，同一个剧种如花鼓戏，采茶戏等，皆分地域呈现的不同作为不同剧种介绍。那么，云南此类情况也很多。就云南花灯而言，就分为九大支系：昆明、呈贡、玉溪、元谋、楚雄蒙自、弥渡、罗平和邱北地区面貌不同的花灯。云南“隔山不同俗，十里不同音”的情况比比皆是，如果以此影响文化面貌的因素为划分剧种时考虑的原则，那么《手册》对云南戏曲剧种认定也许还应该斟酌。

1994年11月由《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编辑、中国ISBN中心出版的《中国戏曲志·云南卷》（3）上列剧种表所罗列的剧种就由1984年上报的13种（其中外来剧种4种）增加为19种（其中外来剧种3种），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藏戏没有列入。19种地方戏曲为：滇剧、花灯、大词戏、杀戏、昆明曲剧、傣剧、章哈剧、云南壮剧、白剧、彝剧、佤族清戏、苗剧、关索戏、端公戏、香通戏、梓橦戏、川剧、评剧和京剧。

如果从戏剧的概念内涵讲而不只是梳理“戏曲”（4），那么，外来剧种当中还应该算上话剧一种。从20世纪初叶演“文明戏”（5）开始，作为西方剧种的话剧就通过不同渠道传到云南来。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学生演剧，学习的所本不同，比较早些时候“文明戏”演出的不中不西的形式，学生演剧受西方以对话台词为主要手段因而被称为“话剧”的影响更深、更纯粹，为云南戏剧文化当中增添了一个新的样式。尤其在后来全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峥嵘岁月里，云南的戏剧工作者用包括话剧、滇剧、花灯在内的戏剧形式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戏剧文化人协调一致，在云南掀起了一个以昆明为核心的服务社会、服务全民抗战的戏剧文化发展和繁荣的高潮，使昆明成为与重庆交相辉映的抗日战争大后方文化重镇，极大地推动了云南戏剧文化的深入广泛的发展。在解放战争中，进步学生和进步艺人都纷纷利用不同戏剧样式，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争自由。和平解放，从大学礼堂到茶楼戏院，云南人民以戏剧的方式欢迎解放军，欢庆国家的新生新气象。

新中国建立后，云南戏剧文化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以昆明为中心的云南戏剧演出由私营和业余演出逐步向国营化、专业化转变，全省各地的各种剧团纷纷组建，业余演剧队更是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到1961年，云南省有包括外来剧种的专业剧团64个，其中滇剧院（团）23个，花灯团21个，京剧院（团）12个，川剧团2个，彝、白、傣、壮、昆明曲剧和评剧专业团体各1个。（6）到1965年，全省各级的专业剧团已经发展到了77个，当年年底云南省文化局做过一个调整，计划保留六个省级剧团，33个专、州、市剧团，22个县级剧团，组建一些边疆县的文化工作队，基本形成了一个覆盖全省的戏剧文化网络。经历10年“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云，专业剧团几乎全面停顿，为各种各样的临时组建以完成演出的“政治任务”的“革命文艺学习班”和群众性的半专业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所替代。云南特色的专业戏剧事业和云南民族民间戏剧文化的存在都成了很大问题。前者瘫痪，后者成为“破四旧”的对象。到1978年恢复整顿的时候，勉强有36个专业剧（院）团，其中滇剧（院）团10个，花灯团14个，京剧（院）团6个，彝、白、傣、壮、昆明曲剧和评剧专业团体各1个。1980年进一步恢复过程中，专业戏剧院、团达到53个，其中主要是滇剧专业团体由10个增加到了18个；花灯专业团体由14个增加到了21个；京剧专业团体由6个增加到了8个，其他没有变化。到1984年，原有专业团体减少了10个，其中滇剧团1个，花灯团8个，京剧团1个，新恢复了一个川剧团。（7）当时正是全国范围开展戏剧观念大讨论的时候，“戏剧危机”的现象已经令人恐慌。所以，恢复后的专业团体又迅速减少，也许是时代与社会生活使然。那以后，剧团通过调整，到剧团改制前，只剩下省级剧团省滇剧院、省花灯团、省京剧院、省话剧院和昆明市滇剧、花灯、曲剧，楚雄彝剧团、大理白剧团、德宏傣剧团、文山壮剧团和一些地市级的花灯歌舞团体。这些团体的前途命运如何，在将文艺团体推向市场运作成为改制立足点的时候，真是无法预料。但是，传统的、民间的特色戏剧文化将会在这场“改制”的文化管理制度动荡中得祸得福，是关心云南省的特色文化和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每一个人应该严肃对待也必须认真思考的现实问题。必须科学地预测结果而不是被动地等待结果，从历史、现状和优势特色的分析中应该知道，我们应该怎样面对自己的特色戏剧文化，让它们满足地域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消费需求，满足地域社会协调发展中人文因素特色和文化个性的要求，满足地域经济发展中产业文化内涵具有丰富多彩的资源来源的要求。

1951年10月，文化部在北京举办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云南省地方戏曲滇剧《闯宫》、《送京娘》、《三打王英》参加了演出观摩，获得好评。1956年6月，云南省滇剧团携《牛皋扯旨》、《打瓜招亲》、《借亲配》、《杨娥传》和《望夫云》等滇剧剧目赴京演出，获得好评。其中一些成为滇剧的保留剧目。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云南的地方戏曲文化只有滇剧在京、沪、川、黔等地有一定影响的话，那么，建国后、改革开放之前，云南省的滇剧和京剧通过一些全国性的观摩演出盛会，在省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得到了戏剧界的认同。而改革开放之后，云南戏剧在滇剧、花灯剧、白剧、京剧、话剧等方面向全国同行展示了云南戏剧文化的丰富独特性。从白剧《将军泪》、《阿盖公主》、《白月亮、白姐姐》、《情暖苍山》、大本曲《选秧官》、白族民俗歌舞剧《审村官》；花灯剧《淡淡的茴香花》、《金银花·竹篱笆》（“五个一工程奖”和文华奖）、《阿罗与卓梅》（文华奖）、《玉海银波》（省花灯团2002年）、《石月亮》、《五彩河》（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优秀剧目奖，玉溪市花灯团2002）、《小河淌水》；滇剧《关山碧血》、《古琴魂》（云南省滇剧团）、《京娘送兄》、《爨碑残梦》、《朱德与唐淮源》（五个一工程奖）、《南诏奉圣乐》、《瘦马御史》、《钱南园》、《京娘》（玉溪滇剧团2000年）、《油灯灯开花》（玉溪市滇剧团1998年）；彝剧《咪依噜》；滇味京剧《梦断碑寒》（滇剧《爨碑残梦》改编）、《凤氏彝兰》；到话剧《打工棚》、滇味民族歌舞剧《葫芦信》、《青铜魂》、舞剧《阿诗玛》、《泼水节》等等，获得国家级的“五个一工程奖”、“文化奖”、“曹禺戏剧奖”等各种奖项。就获奖面本身而言，它们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云南戏剧文化中得到广泛认可和有竞争实力的，还是云南地方特色浓郁的戏曲样态。而基础厚实、影响广泛的外来剧种，在云南地方文化建设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地域文化色彩的滋润，京剧是滇味京剧，话剧是云南话剧。这一点，是应该予以足够注意的。显然，云南戏剧文化的独特性色彩与风貌，使它在中国戏剧百花园中风姿天然，芬芳独具，占有自己的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