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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是一门综合性艺术，剧作、导演、表演、舞美、灯光、评论应该说是缺一不可。更不可缺少的是接受这门艺术的对象———观众。当然在莎士比亚的年代，话剧的因素要少一些。话剧之所以在欧洲几百年经久不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话剧培养了一代代的观众，而一代代观众对思考和娱乐这两者有机的结合又促使了话剧的发展。
话剧艺术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点：
第一、舞台性。古今中外的话剧演出都是借助于舞台完成的，舞台有各种样式，目的有二：一利演员表演剧情，一利观众从各个角度欣赏。
第二、直观性。话剧首先是以演员的姿态、动作、对话、独白等表演，直接作用于观众的视觉和听觉；并用化妆、服饰等手段进行人物造型，使观众能直接观赏到剧中人物形象的外貌特征。
第三、综合性。话剧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其特点是与在舞台塑造具体艺术形象、向观众直接展现社会生活情景的需要和适应的。
第四、对话性。话剧区别于其他剧种的特点是通过大量的舞台对话战线剧情、塑造人物和表达主题的。其中有人物独白，有观众对话，在特定的时、空内完成戏剧内容。
话剧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人最早接触西方戏剧的，是一些出使西洋的外交官。他们或屈从于外交礼仪，或出于好奇，观看了他们称为“西剧”的演出。但他们只是津津乐道于西洋“戏馆”建筑之华美，惊异西方“优伶”地位之高贵，慨叹西方戏剧布景之逼真，并没有将这种“西剧”引进中国。直到1866年，侨民在上海建立了第一座西式剧院──兰心大剧院，定期演出业余剧团ADC编演的戏剧，“西剧”或所谓“戏剧”才第一次在中国本土演出。
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的中国学生借助戏曲故事编演了一出名为《官场丑史》的戏，它“既无唱工，又无做工”，形式上已颇为接近后来的“话剧”。
1907年，中国留日学生李叔同、曾孝谷等人组成的“春柳社”，在日本东京上演《茶花女》第三幕和《黑奴吁天录》，被看作是中国话剧史的开端。“春柳社”推崇日本“新派”，即新剧，以研究和仿效新派演剧为己任。《茶花女》的成功演出，获得了东京中外人士的称赞。
后来成为戏剧表演大师的欧阳予倩，就是在观看了李叔同主演的话剧《茶花女》后，惊奇地发现“戏剧原来还有这样一种表现办法”，于是也加入“春柳社”。欧阳予倩回国后积极参加话剧团体活动，编导演出了数十部话剧，成为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者、开拓者之一。
不久，“春柳社”又在东京本乡座舞台上演了改编自美国作家斯托夫人小说《黑奴吁天录》的同名五幕新剧，并公开发表《开丁未演艺大会的趣意》一文，写道：“演艺之事，关系于文明至巨。”字里行间，他们的舞台理想表露无遗。可见，中国人并不是被动地接受了西方戏剧，而是当时的有志之士在探求民族振兴的过程中，把目光转向了西方，试图从西方戏剧中寻求疗救中国社会之药方。这是中国人的一种主动的文化选择，也是一种历史的遇合。
《黑奴吁天录》当时演出的分幕方法，以对话和动作演绎故事为特点，接近于生活的舞台设计、服装和化妆，都预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演剧形态的确立，这一形态在当时被称为“新剧”。
中国话剧诞生后，早期曾有多个名称，如“新戏”、“新剧”、“文明新戏”、“文明戏”等。1928年4月，在上海戏剧同仁的一次聚会上，洪深提议，将英文drama译为“话剧”，以统一有关这个新的艺术形式的多种不同称谓，并使其区别于中国传统戏曲，以独立的艺术品格和崭新姿态屹立于中国艺坛。洪深解释说，“话剧是用那成片段的，剧中人的谈话所组成的戏剧”，“话剧的生命就是对话”，洪深的提议得到了欧阳予倩、田汉等人的一致赞同，从此，这种诞生于20世纪初的新的舞台艺术形式，有了自己的新的固定的命名，“话剧”名称一直被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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